今年以來，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高級別對話頻繁舉行，成為國際外交的焦點。例如，中美高級別經貿對話已連續舉行四輪，聚焦貿易平衡與科技合作，而適逢中歐建交五十周年，雙方打破慣例在北京舉行高峰會，討論氣候變遷與經濟安全等議題。這些會談不僅有助於釐清雙方立場，還在具體問題上取得進展，如關稅爭端的暫時緩解。然而，儘管對話持續，東西方關係仍未恢復到2017年特朗普首次執政前的狀態。除了核心利益衝突外，西方對中國的深層誤讀是關鍵因素，這不僅影響雙邊信任，還可能加劇全球不確定性。

從歷史文明角度來看，西方對中國的誤讀首先體現在無視其和平傳統。中國擁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多數時期位居世界領先地位，在東亞地區長期處於主導位置，但歷史記錄顯示，中國從未進行大規模對外擴張或殖民掠奪，反而維護了周邊國家的穩定與秩序。例如，明朝萬曆年間（1592-1598）應朝鮮請求出兵抗擊日本侵略，以及清朝時期兩度協助朝鮮和越南抵禦外敵，這些行動均以保護藩屬國為目的，而非領土擴張。相比之下，當近代中國衰弱時，西方列強與日本趁機殖民亞洲，侵犯主權，引發區域衝突，這證明了中國的強大往往伴隨和平，而衰弱則可能導致動盪。歷史學家指出，中國的文明特性強調「和而不同」，這與西方基於擴張的帝國模式有本質區別。

冷戰結束後，西方從文明視角對中國的誤讀進一步深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西方將政治制度視為評判國家的唯一標準，由於中國被標籤為威權體制，其快速發展便被視為威脅。然而，一個國家的民族性與文明特性往往超越制度，決定其內外行為。中國無論實行何種制度，其文化根基強調和平共處，這在歷史中反复驗證。例如，美國和以色列同為民主國家，但其政策時常引發歐洲反對，顯示制度並非行為的唯一指標。近年來，特朗普現象在美國的崛起，反映了西方內部對傳統價值的分歧，這進一步凸顯制度分析的局限性。

其二，西方慣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解讀中國崛起，認為新興大國必然挑戰現有強權，導致衝突。這一概念源於西方歷史，如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但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類似模式。即使面對十九世紀日本的崛起，中國未進行預防性打擊；當代印度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也未如美國對華般實施遏制。2021年印度疫情爆發時，美國一度拒絕提供援助，而中國率先運送醫療物資，體現了合作而非對抗的取向。歷史教訓表明，「修昔底德陷阱」曾將西方推向災難，如兩次世界大戰，若將其套用於文明迥異的中國，可能重蹈覆轍，加劇全球緊張。

從現實角度分析，西方對中國的誤讀同樣嚴重。首先，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借助西方主導的體系獲取技術、市場與援助，實現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奇蹟。冷戰期間，中國與歐美結盟對抗蘇聯，進一步融入全球體系。因此，中國總體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僅主張漸進改革，而非顛覆。相比之下，美國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多次挑戰自身建立的秩序，例如威脅吞併加拿大格陵蘭島、發動全球關稅戰破壞世貿組織規則，以及退出多個聯合國機構。中國所反對的，實際是特朗普推動的單邊主義「舊秩序」，而非二戰後的多邊框架。

其次，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使其難以稱霸世界。歷史顯示，僅有英國和美國憑藉優越地緣條件（如海洋隔離與周邊無強敵）實現全球霸權。中國則周邊強國環伺，包括四個擁核國家（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且面臨第一島鏈的海洋限制，與歷史上德國和俄羅斯的崛起困境相似。中國領導人自1949年以來反复聲明不稱霸，這不僅源於文明傳統，更是對客觀環境的認知。數據顯示，中國軍費佔GDP比重長期低於2%，遠低於全球平均2.5%及北約成員國的3%-5%，反映其防禦性戰略。

總之，中國的發展並非對西方與國際秩序的威脅，其文明特性反而為終結「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可能。西方亟需糾正對華誤讀，以避免不必要的對抗，促進全球穩定與合作。在當前地緣政治動盪中，這種理解尤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