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峰會與歐盟死線交疊 中美歐三角博弈進入最複雜期

九月二十四日，中美元首預定在美國會面。這是雙方從「以打促談」走到「談中有打」之後，又一場關鍵峰會。與此同時，歐盟就對華經貿層面的博弈劃下十月最後期限。兩個時間節點、兩宗重大事件撞在一起，絕非巧合，而且結果會互相影響、互相牽連。記者觀察，這種時序重疊意味中美、中歐、美歐三組關係正進入連動階段，任何一方的讓步或強硬，都可能改寫另兩方的談判盤算。

類似場景此前已出現過一次。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歐舉行建交五十周年峰會。當時的背景，是中美貿易戰按下暫停鍵，美歐貿易戰正走向攤牌。因此，中歐峰會對歐洲至關重要——這也是歐盟決定打破慣例、主動提出在北京舉行峰會的原因。若能與中國取得突破，歐盟面對美國時會有更多談判籌碼。對中國而言，這也是面對歐洲捍衛自身利益的機會；更何況中歐若妥協也有代價，有可能刺激善變的特朗普。最終這場峰會未有突破，迫使歐盟僅在三天之後就對美國讓步，在英國特恩貝里達成不平等的貿易協議。顯然，任何一方的博弈都有第三方的影子，也都有外溢後果。

從綜合國力來講，中美歐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三大力量，三方關係無論是博弈還是合作，都對全球有着決定性影響力。國際關係的這種複雜性，是自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記者認為，三方並非簡單的兩兩結盟或敵對，而是議題主導、利益交叉、身份多重，令每一次峰會與最後期限都成為連鎖反應的節點。

中美歐博弈之所以成為二戰以來最為複雜的大國關係，原因有二。這兩個原因既牽動安全，也牽動繁榮，令三方難以用舊式冷戰框架歸類。

一是當今世界沒有明確的、傳統意義上的敵人和盟友。美國把中國視為頭號威脅和競爭對手，是唯一有能力和有意願取代美國的國家。但和美國歷史上的挑戰者蘇聯、德國、日本不同，中美並非生死之爭，既不是一方要消滅另一方，也不存在一方的制度強加給另一方。美國即使輸了，也不過是成為全球老二。這就使得美國很難不惜一切代價去遏制中國。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對盟友的作用一直三心二意。完全忽視盟友的特朗普自不必說，就是拜登政府也只是表面上拉攏盟友，但卻不願意為盟友作出必要的讓步和犧牲，甚至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記者補充，這種「同盟但不完全信任」的狀態，令歐洲更傾向戰略自主，也令美國的印太與歐洲布局出現張力。

歐盟二○一九年把中國定性為制度性對手，認為中國是唯一能夠取代西方主導地位的國家，實質也是把中國視為最大威脅。但歐洲已經不是世界霸主，中國的威脅並不是最為直接和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俄羅斯在二十一世紀復興、美國極右民粹主義崛起，則成為歐洲必須立即應對的挑戰。這使歐盟對華定位充滿矛盾：既要競爭，又要合作，也要防範。

在歐洲看來，中國和歐洲不存在軍事衝突，也不會像美國一樣外交上羞辱歐洲、發動貿易戰、威脅歐洲領土和主權完整。更重要的是，當面對俄美挑戰時，還需要中國發揮作用。歐洲既要避免中國完全站在俄羅斯一邊，也希望中國能夠減少對俄羅斯的支持，甚至發揮推動停戰的作用。當特朗普把歐洲拋到一邊單獨和俄羅斯會談時，也是中國提出歐洲有發言權、參與權。面對特朗普損害歐盟利益的行為，歐洲則寄希望於打「中國牌」對沖。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德國、英國等領導人半年內接連訪華。記者分析，歐洲此舉並非倒向中國，而是在美歐互信受損下，尋求更多戰略迴旋空間。

從中國角度，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猛，實力比肩歐美。但中國的文明特性和歷史傳統決定了這是和平發展：既不對外掠奪，也不輸出意識形態，更不會搞集團對抗。固然中國不會把任何國家視為敵人，歐美也很難把這樣的對手與自己歷史上遇到過的生死相搏的敵人相提並論。這種身份模糊，正是三方關係難以簡單二分的原因。

二是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國際社會。人類進入核時代以來，大國之間的戰爭規則發生了質的變化：核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中美歐的博弈不管多麼激烈，都只能是非軍事性的，這其中又以經濟和科技為主。這令競爭更像長期消耗與規則競賽，而非熱戰。

但今天的中國和冷戰時的蘇聯根本的不同之一，就在於早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無法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經濟總量全球第二，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是全球第一大製造業國家，與美、英、法、德、日總和相當。也是一百五十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高科技和軍工需要的精煉稀土產量佔全球九成，新能源光伏組件和風力發電設備分別供應全球八成、七成。中國還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人民幣也由此成為第二大全球貿易融資貨幣。從二○○八年美國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保持在三成左右，超過西方G7國家的總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記者指出，這些數據意味中國不只是參與者，更是系統性節點，任何強行切割都會產生連鎖成本。

從經濟的角度，如果沒有中國，世界經濟體系就會遭受系統性重創和長期滯脹，這個代價是全世界包括歐美都難以承受的。當然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安全永遠壓倒繁榮。如果中國是二戰時德國這樣的對手，歐美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安全，但顯然中國不是。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雖然提出和中國全面脫鈎但卻被歐洲反對，並最終改為相當模糊的去風險，而且在實踐中也不得不把脫鈎領域限於高科技領域，但到現在為止也難言成功。記者觀察，「去風險」本身也暴露歐美分歧：華盛頓追求戰略脫鈎，布魯塞爾更重視經貿利益與供應鏈穩定。

正是這兩大原因，當今世界已經無法沿襲傳統定性敵友，任何一方都有對抗也有合作，不同事件對抗和合作方就會轉換，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更加難以拿捏，由此也決定了當今世界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對香港而言，身處中美歐交匯的經貿節點，更需留意峰會與最後期限交疊帶來的市場、供應鏈與政策風險。記者認為，未來三方關係不會走向簡單冷戰，而是持續在競爭、合作與管控風險之間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