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檢基董建華先生與我初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期間，彼時僅為點頭之交，未及深談。 董建華先生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之前，曾委派房屋政策硏究負責人，與時任民協主席的我（2018年退出民協，現任民協顧問）及民協團隊，就香港房屋政策進行了長達三至四小時的專題研討。民協基於當時香港住房市場的實際狀況與調研數據，提出了“若十年解決房屋問題，平均每年需興建八萬八千套公屋、居屋及私人住宅單位”的建議，從根本上緩解市民的安居壓力。董建華先生就任特首後的七年間，每年均單獨約見我一次，亦約見民協團隊一次。在第一次跟董建華先生見面時，我提出了以下建議:(1)在臨立會年代，不要推出23條。之後，則建議23條與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同時討論。(2)成立部長制，讓責任官員對政策制定的對錯，承擔責任。(3)在北京，上海，廣州，台灣設立官方或半官方辦事處。其後向董建華先生極力倡議成立扶貧委員會和推動社會企業的工作。董建華先生任內，政策有不少爭議地方，也有失誤。但面對金融海嘯，SARS 的襲擊，加上公務員體係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