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瀾昌

菲律賓前總統羅德裏戈•杜特爾特3月11日從境外返回馬尼拉國際機場後，立即被警方拘留，並被移交至國際刑事法院（ICC）設在荷蘭海牙的總部。

ICC以其在任期間的反毒戰爭涉嫌反人類罪為由，正式啟動司法程式。

消息一出，菲律賓國內外輿論瞬間沸騰。這一事件不僅涉及菲律賓本國的政治格局，更關乎國際法治體系的權威性，以及國家主權與國際正義之間的博弈。

杜特爾特曾以鐵腕政策著稱，在擔任達沃市市長及總統期間，他推行的禁毒戰爭以極端暴力手段執行，造成大量人員死亡。

據官方數據顯示，該行動導致超過6000人死亡，而國際人權組織估計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達3萬人。

大規模的法外處決、員警暴力和司法不公引發國際社會強烈關注。

2018年2月，國際刑事法院宣佈對杜特爾特發起初步調查，並在2021年9月正式立案。

儘管菲律賓於2019年正式退出《羅馬規約》，但ICC堅持認為，在菲律賓退出前發生的罪行仍屬其管轄範圍，因此繼續推進對杜特爾特的指控。

菲律賓政府在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後迅速採取行動，這一決定立即引發國內外的激烈反應。

杜特爾特的支持者指責ICC的行為是對菲律賓國家主權的公然侵犯，認為菲律賓早已退出該法院，ICC無權干涉。

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更是直接斥責政府配合ICC行動是在向西方勢力屈服，嚴重損害國家尊嚴。

她在社交媒體上憤怒表示：「逮捕我父親是對菲律賓主權的侮辱，現政府的行為令人不齒。」

與此同時，反對杜特爾特的人士則認為，此舉是正義的勝利，杜特爾特在任期間無視基本人權，依靠暴力手段治理國家，如今終於迎來清算時刻。人權觀察組織和國際特赦組織紛紛發表聲明，支持ICC的行動，強調這是對數萬名受害者家庭的告慰，是全球反對法外處決鬥爭的里程碑式進展。

菲律賓國內的政治格局也因這一事件發生動盪。

現任總統小馬科斯在回應此事時表現得十分謹慎。

他在11日晚的新聞發佈會上承認政府正在配合ICC的程式，但同時強調將維護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這種曖昧態度似乎表明，小馬科斯政府既不願完全得罪國際社會，也不願徹底疏遠國內的杜特爾特支持者。

畢竟，杜特爾特家族仍然在菲律賓政壇擁有巨大影響力，莎拉•杜特爾特的副總統身份足以證明這一點。

杜特爾特本人在被拘留後發表的一段視頻中憤怒地質問：「我犯了什麼罪？這麼做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他的律師團隊隨後發表聲明，稱ICC的指控毫無依據，菲律賓的司法體系完全能夠處理國內事務，ICC的干預是對國家主權的公然挑戰。

事實上，這種觀點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中頗具市場。

許多非洲國家早已對ICC存有疑慮，認為該機構長期以來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過度關注，而對西方國家的戰爭罪行則往往選擇性忽視。

然而，ICC的行動也不能簡單解讀為西方對菲律賓內政的干涉。

ICC是基於國際法框架下運作的司法機構，其目標是追究嚴重侵犯人權的犯罪行為。

杜特爾特時代的禁毒戰爭已經被無數國際報告指認為「國家暴力的濫用」，特別是警方在未經過法律程式的情況下處決毒品嫌疑人，這一現象已經超越了國家主權的範疇，成為全球人權問題。

因此，ICC此舉是對國際正義的一次嘗試，也是一種對法治的宣示。

杜特爾特的被捕和可能面臨的審判，必然會對菲律賓未來的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杜特爾特家族在菲律賓政壇的影響力可能會受到削弱。

儘管莎拉•杜特爾特仍然身居高位，但此次事件無疑給她的政治前途蒙上了陰影。

其次，小馬科斯政府如何處理這場風波，也將決定其未來的政治命運。

如果過於親西方，可能會激怒國內民族主義勢力；

如果一味反對ICC，又可能導致菲律賓與國際社會關係緊張，影響國家經濟和外交政策。

與此同時，此案也可能成為未來國際法領域的一個標杆案例。

它將決定ICC在處理主權國家領導人案件時的有效性。

如果杜特爾特最終被成功審判並定罪，這將為未來類似案件提供先例，增強ICC的司法威懾力；

但如果菲律賓政府最終拒絕配合，或者審判過程因政治因素受阻，則可能進一步削弱ICC的權威性。

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菲律賓的盟友與對手都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美國和歐盟長期以來批評杜特爾特的反毒政策，如今必然支持ICC的行動。

但中國對菲律賓的態度則相對謹慎，畢竟近年來中菲關係不斷升溫，中國政府更傾向於維護與現政府的良好關係，而不願過多干涉菲律賓的內政。

在這種背景下，菲律賓政府如何權衡國際外交壓力，將是一場複雜的博弈。

無論最終審判結果如何，杜特爾特的被捕已經掀起了一場全球關注的政治風暴。

它不僅是菲律賓國內政治的一次重大考驗，也是對國際刑事法院權威性和國際法治體系的一次挑戰。

這場國家主權與國際正義的正面對抗，註定將成為未來國際法史上的重要篇章。